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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巷最后的写信人”:一周难得开张,以前代写书信现在写低保申请、离婚协议

来源: 最后更新:24-05-20 08:15: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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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9日上午,一名八旬大爷花5元钱请葛明代写了一份希望离开养老院的申请,这是他一周来的第一笔生意。

一张木桌,一根长凳,桌上摆着毛笔、钢笔、签字笔和信纸,挂着醒目的“代写”二字,两鬓斑白的葛明正伏案疾书……这是四川三台县新西街老邮局旁边小巷里的一道独特风景,看上去仿佛是从过去时光里跳出的画面。

葛明,今年已75岁,是三台县运输公司退休工人。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,他便在业余时间来到这里“代写书信”贴补家用,迄今已35年。当时,代写一封信才收2角钱,还要面对近十名“写信人”同行的竞争,但葛明头脑灵活还赠送信封,生意做得有声有色,这份兼职收入一度比他的工资还高。


葛明帮老人代写申请

如今,“代写书信”这门生意渐渐被抛在时代身后。随着生意越来越差,小巷里的写信人一个个陆续离开。最后,只剩下葛明一人还坚守在这里。“门可罗雀”成为常态,他也在寻求改变,代写业务从单纯的代写书信,扩展到代写申请书、各类协议等。

对葛明而言,人生已步入晚年,女儿长大成家,生意好坏已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这张木桌几乎承载了他的生活。35年,他代许多人写了许多信,也“写”下了自己的人生。

人口大县的“代写”生意

葛明是三台县潼川镇人,初中文化,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,当年是老家附近为数不多的文化人,经常帮不识字的老人念信、写信。

初中毕业后,葛明成为三台县运输公司的一名搬运工。1989年的一天,他来到位于县城新西街的邮局寄信,发现旁边小巷内有老人搭起一张简易木桌,为人代写书信,而且还有不少人排队。

三台县是全国人口大县,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外出务工人员增多,那时的主要通讯方式就是写信。络绎不绝的人们进出邮局,新西街也成为当时三台县城最繁华的路段之一。

当年40岁的葛明,从中发现了商机。随后,他买来一支钢笔、一叠信纸,中午下班后吃过午饭,便从家中搬来一张小木桌、一条长木凳,也在小巷内摆起了代写书信的摊位。彼时,小巷里摆摊代写书信的同行多达六七位,竞争可谓激烈,但他并不介意,先从服务上下功夫。

回忆起当年往事,葛大爷嘴角微微上翘,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说,摆摊前,他早就打探好,代写一封书信2角钱;为了招揽生意,他先为来写信的顾客念信,免费提供信封。

“虽然一个信封不值钱,但对老百姓来说,至少可以节约一点。而且,帮忙念信也可以让顾客隐私不被更多熟人知晓。”葛大爷笑着说,他的这套“组合拳”立即为自己揽来生意,并打响了名声,再凭借一手好字,生意随即红火起来。

第一个月兼职收入比工资高

葛明一家三口人,妻子是家庭主妇,主要在家照顾独生女儿。当时,10岁的女儿读小学,一家人的开销都指望着他每月30多元的工资。虽然不算穷,但也过得紧紧巴巴。

开始业余代写书信后,葛明不愿浪费一分钟,中午下班后吃了饭就赶到邮局旁,利用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出摊,下午下班后则直接前往,直到代写完最后一封信,才回家吃饭。


葛明练毛笔字

葛明回忆,那时的顾客主要是不识字的老人,他们先是到邮局查看是否有在外打工儿女寄来的信件,然后拿着信找人帮忙念,再口述找人代写回信,“那时候,绝大部分是家信,老人们都很期待儿女来信,以此了解儿女的工作、生活,再通过书信把家中情况告知儿女。”

虽然葛明摆摊时间较晚,但排队写信的人实在是多,加上他一手好字,总能将老人的话总结到位,所以顾客一直不断。“每天多的时候要写十多封信,少的时候也有五六封,第一个月兼职写信的收入就有四五十元,而那时我每月工资才34元。”葛大爷说。

有了代写书信的收入补贴家用,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得到较大改善。第一个月完,葛明就给女儿买了一辆早已看中的自行车。一年后,他又花500元买了一台黑白电视,家里终于有了一件“拿得出手的电器”。

花重金买《中国邮政编码图集》

至今,葛大爷还保留着一本《中国邮政编码图集》,这是1990年他专门托在珠海打工的妹妹帮忙买的,当年花了25元,也算一笔重金。

葛大爷回忆,当年顾客邮寄的信件遍布全国各地,写信人不仅要代写书信,还要代写信封,而各地邮政编码不同,之前每次都要到邮局查询,不仅耽搁时间也比较麻烦,于是他花“重金”让妹妹邮寄了一本《中国邮政编码图集》,不仅提高了效率,顾客也多了。


图为部分城市的邮政编码(网络图)

后来,代写书信的价格也慢慢涨了起来,从一封2角、5角到1元,2006年后又涨到两元钱。2005年,不到60岁的葛大爷退休了,因为是专业工种,他可以提前5年退。退休后,他将心思全部用在代写书信的生意上,每天早早出摊,全天“营业”。那时,这一行竞争仍然激烈,小巷里有近10人代写书信。

但变化说来就来,退休没几年,手机渐渐普及,移动互联网也迅速兴起,人们的通讯方式发生巨变,书信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,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差,同行们一个个陆续离开。直到十年前,小巷内的“写信人”只剩下了他一人。

在葛大爷的印象中,大约2010年以后,小巷里就只剩下他一人在代写书信了,几年前邮局也搬到另一条街,人流量就更少了。但他一直坚守在这里,即使邮局搬了,他还留在原地。因为在他看来,人们几十年在此找人代写书信,已是一种习惯。

巷口有一个烟摊,摊主韩大爷和他多年相处已成好友,闲暇之余,二人经常一起聊天,但今年年初,韩大爷也关了自己的摊位。“老葛,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写信了,生意肯定好啊!”以前的同行说着玩笑话,其实大家都明白,生意不可能再好起来。

门可罗雀,但余生都会“写”下去

2024年5月9日上午9时许,三台县新西街老邮局旁的小巷里,进进出出的是买菜的大爷大妈们。

葛大爷一如既往地出摊代写书信,不过他的“业务”增加了。红星新闻注意到,在他的木桌上,摆放着“低保申请”“离婚协议”“离婚起诉状”等模板。他说,近十年来,前来写信的顾客越来越少,几乎门可罗雀,为数不多的顾客基本是不识字的老人,有的是给在监狱服刑的孩子写信,代写一封信的价格也涨到5元。不过,他发现了另一个“商机”,代写“低保申请”。他找来“低保申请”模板,帮领低保的老人代写申请,每份5元。而且,他还钻研自学代写“离婚协议”,每份20元,“离婚起诉状”则每份40元。葛大爷的笔袋里,装有多支签字笔。不过,他也保存着一支换墨囊的钢笔,这是外孙女几年前送给他的礼物。

9日上午10时许,一名八旬大爷来找他,花5元写了一份申请,希望离开养老院回家居住,这也是他一周来的第一笔生意。不过,葛大爷的心态已很坦然,生意好坏不重要。“挣钱不多,但也快乐。”他说,业务的改变只是其一,改变更多的是他的心理状态。

他的家距小巷仅有1公里,他租下一户人家的一楼楼梯拐角,用于存放自己摆摊的桌凳,一年180元。退休后,只要不下雨,他每天上午9时都会准时出摊,中午时分步行回家陪着老伴吃饭,下午继续摆摊到四五点。唯一的女儿如今已成家,他说自己不用帮忙带孩子,也不打牌、不坐茶馆,每天到小巷摆摊代写书信,没有生意时,就伏案练练毛笔字。

去年年底,老伴去世,但他的代写书信生活仍在继续。他说自己的余生都会“写”下去,在这里写了35年,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
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

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

标签: 书信  信件  信封  写信人  离婚协议  低保申请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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